发表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作者简介：宫捷，男，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综合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统一战线理论。

{摘 要}：阶层论是近年来理论界谈论很多的一个话题，而中间阶层尤为人们所关注。虽然如何界定中间阶层，理论界的看法不一，但对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进程，却多抱乐观态度，即中国将走向一个以中间阶层为主导的社会，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中间阶层正在形成之中。对此，本文持异议，并从中国各阶层的来源、中间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目前中间阶层发展中面临的障碍等方面论述了中间阶层近期在中国产生的艰巨性，否定了中间阶层正在形成论，提出政府必须警惕和防止国家向二极社会转化，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重视并为中间阶层的发展提供条件。

关 键 词：中国；中间阶层；形成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３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０５１９（２００４）０４－００５０－０５

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有一个中间地带，这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中间阶层。那么怎么界定这个中间阶层?通常我们是从收入角度来界定的，凡是收入处于贫困和暴富阶层之间的社会群体，就可算是中间阶层。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形态的社会甚至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中间阶层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过去在国内，很少有人提及中间阶层这个概念， 一讲收入差距，通常就是最富的和最穷的，把中间阶层这一块忘了个干干净净，实际上，中间阶层对一个社会，尤其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是巨大的。

在近年关于中国社会变化趋势的讨论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将走向一个以中间阶层为主导的社会，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中间阶层正在形成之中。这种假设是基于如下两点理由：第一，一个经历了较充分的工业化，且经济体制是市场取向的社会，往往是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第二，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现实，如私营企业的发展，白领阶层的扩大、大学的大规模扩招等等，为中间阶层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军。然而，这就意味着一个中间阶层必将形成或正在形成吗?要明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看看中国各阶层的来源。

一、中国各阶层的来源

１、高收入阶层的来源。据《北京蓝皮书：２００１年中国首都发展报告》北京市高收入家庭的户均总资产已经达到了２３５．６万元。其中实物资产占６６．２％，金融资产占３３．８％。这些人大多是各种所有制单位的负责人、经营者和管理者，其次是技术人员，个体和自由职业者占了１２．９６％。 很显然，这部分人是高收入阶层。一般地说，这部分人的收入来源是正当的，问题是还有相当一部分高收入人群（说他们是暴富群体更恰当）即利用职权大肆攫取国家财富的政府官员。他们利用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决策分散化和监督机制的脱节，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或变相通过亲属、代理人，以各种方式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权钱交易，大肆收受贿赂也是一种变相的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还有少数管理部门、垄断行业如工商、财政、税务、海关、银行、电力、通讯、烟草专卖等的工作人员，利用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强势地位”，通过各种手段将巨额财政资金、银行资金、国家资产和垄断利润等化为己有，迅速暴富。在国企改革中，大量流失的国有资产又使众多国企负责人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另一类的高收入则是一些不法之徒，甘冒各种风险，甚至不惜冒杀头的风险，通过种种非法手段，如非法集资、侵吞工程资金、走私、贩毒、贩黄、股市欺诈和做庄圈钱、诈骗银行资金、骗取国家退税款、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手段发不义之财。据统计，２００１年，中国存款总量达到７万亿，而占总人数不足２０％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这笔财富的八成左右。同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率明显高于低收入阶层，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

２、中间阶层的来源。对中间阶层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可能还是吴敬琏和萧灼基的观点。萧灼基认为有５种人能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第一种是科技企业家，因为他们用科技发明投资企业，是从无形资产到有形资产；第二种人为金融证券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第三种人是中介机构的专家，如律师、分析师、会计师等；第四是私营企业者和炒股票者；第五是外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如外资企业的首席代表等。吴敬琏则认为，专业人员才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内容，它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也包括记者。在早期，中等收入阶层强调的是资本，在现代社会，概念有变，主要是指专业人员，因为专业人员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现代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概念根本没有“产”，是指专业人员为主的一个阶层，有房子、汽车并不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志。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们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意思却十分接近，都认为中间阶层应以收入居中的专业人士构成。

大陆中间阶层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体和私营业主、企业家、商人。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个体经济开始在我国城乡出现。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下海”潮，许多过去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弃官从商、弃学从商，这不仅直接壮大了民营经济的力量，而且使民营企业家的素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民间的经济力量获得突破性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三资”企业的发展，无主管部门的股份制企业的增多，专门的管理人员数量不断壮大。就是在改革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国有企业，其经营管理人员与以前作为国家官员的企业管理者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这些新的经济力量的发育，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原有的单一经济中增添了新的成分，更重要的是，它造就了经济领域中新的社会行动者，他们成了中间阶层的主要力量之一。

第二，专业技术人员。随着国家对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活动直接干预的减少，以及思想解放的推进，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已有明显的增强。在目前的知识界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研究人员，已经有相当多不再或者不再完全依靠国家的科研经费进行研究。国际性的基金会和国内外企业提供的资助已经成为其经费来源的重要甚至主要组成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其他产业中科技含量的提高，使得技术专家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而其他各行业的知识分子，如教育部门的知识分子，也随着高校的扩招及家庭对文化教育需求的增加收入也相应提高。其它如建筑师、律师、外资及私人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商业营销人员、经理和与市场运作密切相关的影视工作者、医生、股票经纪人与自由职业者，等等。这些人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专业技能与知识智能，则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换取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名望与权力）的“软资本”，这种“软资本”使他们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与广大蓝领阶层相比处于优势地位。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他们与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就逐渐拉大，这种社会分化中的向上流动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中间层就应运而生。他们比普通收入的蓝领阶层更富有，但与暴发致富的、有权有势的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相比，则相差甚远，但在生活态度上与价值观上却更具进取心。按吴敬琏老先生的观点（这也是西方的评判标准）这是中间阶层的主体。事实上也最符合中间阶层的特点，是社会中最稳定的阶层。

第三，国家公务员。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４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出台，标志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形成。国家公务员阶层的主要特点在于，他们是社会中直接掌握着国家政治资源的社会群体，是一个高文化层次、高智能的社会群体，是一个在社会中组织化程度最高的群体，因此他们的收入受到国家特殊关注。几年来，多次的加薪，公务员工资较过去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公务员工资增长的幅度很不均衡，就是同地不同单位的公务员，工资也相差很多。但和当地一般人员相比，他们的收入还是处于中或中偏上水平。而且，他们的各项福利是稳定的，做社会中间阶层的主力军是毫无疑问的。

３、低收入阶层的来源。改革２５年来，从绝对生活水平上看绝大多数人都有上升。但是，仍有相当多的人生活十分困难。目前最突出的是农民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改革以前，国有企业的职位是人们追求和向往的工作，而今却一落千丈。近年的调查证明，有很大一批不景气国有企业职工，认为自己收入下降，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而农民，由于长期的掠农政策，投入农业与从农民身上收取的比例严重扭曲。这造成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有效增长。而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改革以来，这些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目前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总数仍有８０００万左右（家庭年均纯收入低于７００元）据估计，中国目前的低收入层在８亿上下，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低于２０００元，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收入增长缓慢，恩格尔系数在５０％左右，其消费尚处于温饱甚至不饱的阶段。其实这个数字的确是比较乐观的估计，中国９亿多的农民，有多少已进入中间阶层?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大量数目不详的下岗职工又给这个乐观的估计打上一个问号。这个阶层人数之多是可怕的。

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离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还很远，从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９年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看，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相对较小，合计只占总人数的２８．６２％，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相对过大，合计占总人数的６４．１５％。 这种分布状况本身也许不令人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中间阶层的相对数越来越少。

二、中间阶层的重要性

１、中间阶层数量的多寡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成功与否的标志，因为市场经济要想成功，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几乎任何一个正常社会中，最富的和最穷的人都应该是少数，数量最多的还是中间阶层这一块。

２、中间阶层的稳定与否是社会稳定的关键，这是中间阶层的影响力所决定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经济上也水火不容，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如巴西、阿根廷，虽然人均ＧＤＰ都达到过七八千美元，但一个金融危机就倒退回了原点。从社会冲突理论来看，一般地，在一个社会中，社会冲突往往存在于社会高层与底层间，由于中间阶层的存在并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就有了缓冲层，社会高层与底层间的冲突就会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社会基础。同时，由于中间阶层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偏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结构和政治原因。

３、他们是消费的主力军。原因很简单，最富的有力无心，他们什么都有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相当数量的暴富者大量向国外转移财富或在国外消费。据统计，近几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每年就为美国带去数亿美元的收入。中国人甚至使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房价一涨再涨，这些中国人购买价值百万、数百万美元的漂亮豪宅，一次性出手，现金交易，有多少钱也敢往里砸，让那些只能靠３０年贷款，甚至要付出一辈子心血的美国邻居都看傻了眼。在赌城拉斯韦加斯，在那光怪陆离的夜晚，举目望去，黑头发黑眼睛占了一半，而中国人不在少数。至于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的贫困阶层，对消费是有心无力。所以，中国目前只能寄希望于中间阶层，只有中间阶层才有消费的潜力和意识。中间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间阶层占社会的多数时，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４、中间阶层是解决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最有效手段。完全消灭收入差距只是理想，用行政的手段消灭收入差距又只能使问题复杂化，而一旦造就了中间阶层，由于他们掌握了“比较适中”的财富，这些财富就可以成为社会财富流动的蓄水池。可以这样说，抓住了中间阶层，就等于抓住了解决社会稳定的主要矛盾。

５、一个没有文化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而文化又是与收入密切相关的。评价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既不能看暴富阶层的，也不能看贫困阶层的，只有中间阶层的文化才称得上是社会主流文化，而中间阶层本身也是主流文化的最有效载体。

三、中国中间阶层出现的可能性

１、中间阶层的形成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第一，庞大的中间阶层只能产生于民主国家，因此，中国必须政治民主化，在民主的制度下制定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的战略，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特别是再分配政策，抑制暴富阶层，扶持低收入阶层，保护中间阶层，并且设法使中间阶层尽快发育起来，形成中间阶层占绝对优势的格局，避免社会向两极结构发展，从而完成社会结构的重建。 第二，各种社会组织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不是官僚衙门，从而使社会各不同阶层及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合法代言人，并拥有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在国家、精英和民众这三者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第三，具有发达的国民教育体系。在传统的两极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多数人都没受过正规教育。而在现代的发达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进入了大学教育，这样，一个中间阶层也就形成了。大学是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大学教育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使人接受社会主导规范或中间阶层的规范。 第四，要有较长的产业化阶段。在产业化阶段才能形成有规模的中间阶层：管理层、技术层、商业层、职员层等白领阶层。

就我国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而言，在改革的最初阶段上，可能很像中间阶层的形成过程。但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今后所面对的，可能是中间阶层发展和定型的过程，也可能是富裕阶层进一步暴富而贫困阶层进一步贫困的过程。

２、中国中间阶层形成的不利条件

从目前的情况看，总的说，中国中间阶层形成的不利条件远远大于有利条件。

第一，“类中间阶层”的地位大大下降，使旧的中间阶层出现一大块真空本来，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是有一个极有可能成为中间阶层一部分的人存在，这部分人就是“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中国虽然没有一个完全合乎中间阶层概念的中间阶层，但是却有一个中间阶层的“替代品”——“城里人”，它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含专业技术人员及工厂工人。而城里人的主体又是“工人阶级”，因为他们的人数最多。中国自５０年代中期起，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排他的界线，将农民排斥于城市居民之外，维护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实现了阶层之间的社会屏蔽，由此产生了中国的中间阶层的替代。这样，就在中国造成了一种“类中间阶层”的城市居民。之所以称它为“类中间阶层”是因为，一方面，它与财产分层中的中间阶层不同；另一方面，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十分稳定的固定收入和劳保体系使得城市居民在地位上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即使是一般市民，也高于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而居于社会的中间层地位。这种中间阶层的替代同样可起到社会稳定的作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居民“类中间阶层”的存在，是中国“阶级斗争年代”里，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结构原因。８０年代初以后，随着中国城乡分野的界线被打破，数千万农民流入城市，城市有限的社会资源被更多的社会群体分享，这就对“类中间阶层”的利益形成了威胁。９０年代以来，由于国家政策的转向以及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的痼疾，导致国有企业不景气，大批国企职工下岗，这就直接导致了国企职工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一些社会调查证明，不少企业职工中有巨大的失落感、自卑感和被抛弃的感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远非系统化的保守情绪开始在利益受损的阶层中蔓延。在最近的几年中，国有企业职工对改革的态度明显趋于保守。广东省对企业职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问及“宁可慢点改革”的问题时，持同意态度的占４３．４％，持不同意态度的占３８％，另有１７．６％的人回答“无所谓”。可见，多数职工对改革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也与改革初期那种对改革的近乎献身的热情有着明显差别。他们宁可放慢改革，也不愿加大自己的生活或心理压力。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三资”企业职工进行的调查，却表明了更明确的对改革的支持态度。总之，传统的“类中间阶层”的地位已大大下降，其结果是社会中间层的萎缩和社会下层的膨胀，这些都构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高收入阶层大肆侵占中间阶层和低收阶层的利益

中国市场发育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没有充分竞争，而是充满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拥有总体性资本的“不落空阶级”。这是在十几年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即所谓精英集团。他们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７０年代末的高考、８０年代初的出国、８０年代中期的官倒、８０年代末的第三梯队、９０年代初的下海、９０年代中期的买文凭），都没有拉下。“不落空”的几次高潮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

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利益分化。近年来的一些收入调查证明，中国的高收入层在总收入中占有的比例过大，它不仅侵占了低收入层的份额，而且侵占了中等收入层的份额。如果将中国居民收入做成金字塔的话，那么，中国总的收入结构是中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这就是说，中国的中间阶层不明显，而中间偏下层人数众多。因此，具有明显的两极社会特征。１９９４年我国居民的收入情况中，最高收入的１／５家庭占有了全部收入的５０．１３％，而２００１年竟达到８０％。高收入层巨大的占有显然侵占了低收入层的利益，同时，它也侵占了中间层的利益。事实上中国目前还根本不存在一个中间阶层，只有准中间阶层，而这个准阶层实际上已被推到了中下层的地位。

第三，总体性资本对政治和社会决策巨大的影响力使中间阶层无法吸取足够的生长养分

目前，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总体性资本对政治和社会决策影响力的巨大。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力颇大。因为，这个集团同时占有政治、经济和权力资源。在最近几年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如货币、产业等有关政策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巨大影响。在９０年代中期，出于房地产过热和当时经济紧缩的影响，相当一些房地产商被套。当时曾经召开许多有关经济、货币和房地产政策的研讨会，呼吁放松银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然而，由于这个阶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社会利益狭隘，很难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该集团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力不利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相反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上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多元参与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反映意愿的渠道，特别是社会中间层，由于它处于中间地位，易于协调上下之间的关系，因此，中间层的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参与的核心问题。总体性资本对决策的决定性影响是对中间层参与决策的最大威胁。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维持这个社会群体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的重要目标。总的来说，今后的五到十年将是不平等的两极化加剧的过程。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将被抛进贫困人群之中。

中国的阶层利益分化，主要表现在暴富阶层与相对、绝对被剥夺阶层之间的分化。目前，更令我们关注的是城市中的暴富阶层与城市失业下岗职工之间的分化。特别是在最近几年进入高收入阶层的那些成员，大多来自权力中心?或是前政府官员，或是拥有官员的家庭背景?他们长期受官场文化的熏陶，与权力中心具有较大的亲和力。由于这个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权钱交换，在某些阶层成员与某些官员之间存在着较好或利害相关的个人关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阶层与国家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国有资产的迅速流失加速了他们的成长，但却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和其它阶层的利益。在经济过热或面临危机的时候，国家无疑要加强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而他们大多反对这种调控，可怕的是往往他们的反对有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就断言：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出台和推行，主要受强势群体影响或左右。高收入阶层与一般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是显而易见的。多少年来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使人们具有一种与他们“天然”的对立情绪，而更现实的因素则是普通民众对高收入阶层在道义上的不认同。由于部分高收入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权钱交换，而且在其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普遍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是为富不仁的一群。而高收入阶层的某些不明智行为，如炫耀性消费、炫耀财富、奢侈荒淫，以及对贫困阶层的轻蔑和羞辱，更为这种紧张关系火上浇油。

第四，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直接或间接介入经济活动，与民争利

随着行政和财政制度改革的进行，地方政府已由过去单纯的国家代理机构变成独立的利益实体的代表，或者本身就是利益实体。在这种制度背景之下，某些地方官员开始具有更多的经济利益取向，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已经比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更多地介入经济活动，一个地方政府仿佛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的董事会，而官员们则成了董事长。这一点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名单中看到。这种政府与民争利局面的形成，又为中间阶层的形成制造了一个屏障。近年，不少地方政府打着经营城市的旗号，将人力车，甚至街头的鞋摊都拿出来“招标”， 这本是百姓维持生计的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方式，可是有的地方政府却将其收归“己有”，人为制造一批贫困人口。

应当承认，无论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还是“白领阶层”的扩大，还是高校的扩招在大量地制造中间阶层的后备军，都似乎在证明中国的中间阶层扩大这样的趋势。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中间阶层的重要性，十六大明确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战略。然而，从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阶层分化的另外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即像南美社会那样成为两极分化社会。

中国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而走向两极社会，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于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近年来，中国底层社会已明显出现了反社会的倾向。改革以前，中国居民生活水平普遍都不高，因此，低收入的底层社会反而不明显。改革以后，由于利益分化，差距拉大，在城乡出现暴富层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日益庞大的贫困层，这是中国经济上的底层社会。底层社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贫困层，如中国西南、西北贫困地区的贫困层，另一种是近年社会变迁中新产生的贫困层，如下岗职工、衰落企业的职工以及由流动人口组成的城市底层社会等。由于城市中的失业和下岗工人组成的贫困层是从中层、中上层跌落到底层来的，因此，他们有很大的失落感。据近年的一些调查，他们中一部分人出现了明显的反社会倾向。流动人口中的底层社会，往往是违法犯罪的大本营。

反社会倾向可分为不同层次，我们暂将比较温和的称为“社会不满”，将比较激进的称为“社会仇恨”。社会不满是底层社会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情绪。底层社会因在资源分享中处于相对被剥夺的地位，自然会产生不满情绪。但是，其它阶层的社会不满与底层的社会不满有很大区别。底层对社会不满是一种主导的社会情绪，而其它阶层的不满则是非主导的或偶然发生的。社会仇恨则是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它一般伴有反社会行动。近来，在少数底层社会群体中出现了破坏行动。例如，有的企业中出现生产破坏，又如有的在公共场所进行破坏，近来更是出现了城市恐怖活动。在我们的城市中，常常能看到屡屡被破坏的城市设施，常常能听到一件件令人心寒的漠然，对这一切，我们能把它们看成仅仅是市民的道德问题吗?社会中间阶层一日不形成，社会就一日不得安宁。而要推动中国中间阶层的形成，避免社会向二极世界转变，只有通过全面的制度创新才有可能，而全面的制度创新必是基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