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中央社会主义学报》2004年第6期

摘 要：我国政党制度方面的课程是各社会主义学院的重要教学任务之一。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提出了一些思考：一、必须全面考察我国政党制度的演变过程；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是一体与多元的科学整合；三、衡量政党制度是否优越只能以是否符合本国国情的标准；四、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重在创新等。

关 键 词：政党制度；教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0519(2004)06—0016—03

思考之一：要全面考察我国政党制度的演变过程，不要忽视君主立宪和两党合作在历史上的影响和作用。

关于我国政党制度演变的过程中，应该从君主立宪讲起，再依次为多党制，两党合作制，一党制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即我国历史上共经历了五种类型政党制的演变过程。但是，在有关教材、文件及领导人的讲活中涉及这类问题时，一般只列举多党制，一党制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这三种类型的政党制度，显然这是不全面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就不应该抹煞君主立宪和两党合作在我国历史上的影响和作用。

第一，君主立宪制开了我国政党政治的先河。君主立宪是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政党首选的政党制度。在民主的浪潮下，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不得不迎合变法维新的要求，在1901年打出了“新政”的旗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回来后仿照西方议会，设立了中央咨议机构“资政院”，搞起了“仿行立宪”。值得一提的是，1911年清政府还颁布了开放党禁的谕旨。于是，这些资产阶级立宪党和清政府合伙上演了一场君主立宪的闹剧。君主立宪在中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君主立宪；二者，君主立宪党人软弱无能；三者，清政府搞君主立宪只是为了摆摆样子，而骨子里根本不想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然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早期资产阶级想用不流血的温和的君主立宪制来实现民主政治，虽然显得很幼稚，但是其出发点是要予以肯定的。君主立宪虽然在中国行不通，但是，它毕竟开了我国政党政治的先河，为后来寻找适合中国的政党制度交了第一笔学费。

第二，两党合作制是我国政党制度史上的创新。首先，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在当时应该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资产阶级政党经历了君主立宪制和多党制的失败后，已经开始认识到全盘仿效西方政党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于是，另寻适合中国的政党制度成了当时先进中国人的重大使命。在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推动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顺应历史前进的潮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合作，共同肩负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重大历史任务。两党合作造就了当时中国的大好革命形势，很快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阀战争。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形成了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这充分显示了两党合作的强大生命力，也说明了两党合作制在当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符合国情的制度和政策，都会在历史上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可惜的是，1927年的国共第一次合作被国民党右派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彻底破坏了。其次，国共两党合作实际上是早期的多党合作。民国初年搞多党制时，有近三百个党派一哄而起，当多党制失败后，这些党派几乎都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只剩下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尚存，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本土上就只有这两个政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共两党合作实际上是多党合作的特殊形式。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种特殊形式又重新出现，这便是1937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对抗日救亡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次，两党合作制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打下了基础。我们知道，各民主党派的早期创始人和领导人，大都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与中共结下深厚情谊的国民党左派人士，这对后来各民主党派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建立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中国共产党还认真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在与其他党派的合作中，注意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并且善于站在时代的前列，领导和团结友党同一党专制作斗争，最后终于找到适合中国的政党制度，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君主立宪制开了我国政党政治的先河，两党合作制为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我们对这两种政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应该予以肯定。

思考之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是一体与多元的科学整合。

虽然，多党制和一党制在中国行不通应当予以否定，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从我国政党制度演化的逻辑来看，后来选择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并不是对多党制和一党制的简单否定，而是多少吸收了其中某些适合于中国的合理成分，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统一战线理论进行了科学整合后的一次新的再创造。

我们知道，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项任务又是重叠在一起，从而显得纷繁复杂。客观地讲，多党制是有利于反封建斗争的。当年资产阶级民主派援引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成果，在中国积极宣传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理念和原则，大力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鼓吹培育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目的就是为了战胜中国顽固的封建势力，从反封建主义的角度来观察，这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多党制在中国行不通，其原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强；二是旧中国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之中，民众的民主意识尚没有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三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搞多元政治，是不可能成功的。

多党制的幻灭，使人们在失败中认识到，在中国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对松散的社会进行整合。于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力主政治一体化。孙中山先生本想先采用一党制，然后逐步过渡到宪政民主制度去。客观地讲，当年的一党制只要不发展到专制独裁，它对于中国社会必要的整合和领导民族民主革命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可是，蒋介石从根本上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和愿望，把一党制推向了极端，搞的是一党专制、个人独裁，最后必然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推翻。一党制失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决定了它没有能力胜任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重大任务；二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搞一党专制、个人独裁，是逆民主潮流而动，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那么，如何根据中国国情创建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从而能妥善地做到既体现多元的要求，又保持必要的统一呢?这确实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道政治难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对此开始了艰苦的探索。为了顾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局，争取早日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不惜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这种合作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合作，最后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中国共产党几乎承担了覆灭的巨大风险。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在血的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于是建立起自己的军队和革命根据地。而后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根据地继续进行艰苦探索，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农苏维埃政府发展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三三制”民主政权，从“三三制”民主政权再发展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实践，终于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体制—一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所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克服了多党制无法解决的一盘散沙、群龙无首的难题。这不无吸收了一党制中“一体”的合理成份。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又为各种社会阶级、阶层参与政治、实行民主提供了活动的平台，克服了一党制容易导致专制独裁的弊端。这其中又不无吸收了多党制中“多元”的合理成份。我觉得，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创建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大胆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进行的科学整合，那么，我国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就是吸收了多党制和一党制中适合中国的合理成份而进行科学整合后的一次再创造。

思考之三：衡量政党制度是否优越，只能放到一个国家的范围内来论证，只能以是否符合本国国情为标准。

首先，就政党制度本身来讲，它只是政党体制的形式而已，无所谓优越或不优越。世界上有多种类型的政党制度，这些不同类型的政党制度孰优孰劣，恐怕暂时谁也不能定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公认的，这就是把政党制度放到具体国家去衡量，适合这个国家国情的，对这个国家来讲就是优越的，否则就是不优越的。即把政党制度放到一个国家的范围内来谈论是否优越，而不可以在世界这么大的范围内来谈论是否优越。因为，同样类型的政党制度，也许在这个国家是优越的，而在另一个国家就不见得优越。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
其次，从国家的社会性质来看，政党制度的形式与社会性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只受国情和本国人民意愿的左右，而不受社会性质的左右。因此，我们就不能人为地认定，两党制或多党制是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就是不好的政党制度；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就是好的政党制度。
再次，从世界和平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既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存在和发展，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之间都应该互相尊重，特别是要尊重各国人民政治上的选择。我们不但要坚决地反对“西化”和“分化”，在中国不能搞多党制、两党制和一党制，而且要坚持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思考之四：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重在创新。

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已经在我国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经过不断的巩固和发展越来越走向成熟，但是，在新的形势下仍然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创新的问题。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

第一，全国人民都要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这是我国宪法所作的明确规定。因此，全国人民都必须坚持这项政治制度。可是，现实与这个要求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社会上还有不少人不重视甚至不了解这个制度。之所以这样，一者与原来只重视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二者与宣传不够得力也有很大关系。现在形势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要予以大力改进，不但要继续地重视上层的统战工作，基层的统战工作也必须重视起来。同时，还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党的统战理论和方针、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如果，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仅仅靠政党体制内的执政党和参政党来重视，而没有全国人民的共同重视和支持，那么就不能形成巨大的合力，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坚持和完善”。

第二，在坚持和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同时，还要大力坚持和维护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地位。一般来说，我们强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比较多，而强调参政党的参政地位比较少，这是需要认真加以改进的。不少人以为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就是主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处于被领导地位就是客体，这在政治学中是讲不通的。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政党体制中的所有政党应该都是主体。因而，在我国政党体制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它们都是主体，都应该加以重视。坚持和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坚持和维护参政党的参政地位是相辅相成的，坚持和维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前提，有利于参政党的参政；而坚持和维护参政党的参政地位，也有助于执政党的执政。

第三，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搞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要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特征是把“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Eli，我国现行的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政党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有着内在的契合，二者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搞得好就是良性的互动，搞得不好就是非良性甚至是恶性的互动。从坚持共产党领导方面来看，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虽然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正处在根本性的转变过程中，可是眼下从总体上看，还仍然是“人治”型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再从人民当家作主方面来看，在人民群众中还存在着不少的封建意识，如残存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性臣民意识，普遍缺乏公民意识，不少人仍然习惯于人治，法治观念很淡薄。这将阻碍和限制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实现。如何解快好政治文明建设和政党制度之间非良性互动问题，这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解决高度集权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那么滥用权力、腐败现象就得不到有效的遏止，进而破坏法制、侵犯人权、限制民主就会泛滥，最终将会导致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实现。

第四，行使好参政党职责重在搞好民主监督。参政党的主要责职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然而参政议政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民主监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曾多次主张保留民主党派，其目的就是为了对执政的共产党进行监督。从多党合作的方针来看，“长期共存”的目的就在于“互相监督”，而这种监督主要是参政党对执政党的监督。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共产党处在执政地位容易犯错误，而且有资格犯大错误，因而必须接受民主监督。所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行使参政党的责职，重在民主监督。我们要充分认识民主监督是我国政党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如果没有这个机制，或者这个机制长期处于不得力状态，那么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与一党制就没有很大的区别。这些年来，参政党在履行职责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扩大了社会影响。但是，实事求是地讲，目前参政党在民主监督方面尚处于弱势。虽然参政的步子迈得较快，但是监督的步子迈得较慢；参政者表态多于议政，配合的热情大于监督的勇气。从民主党派过去建言献策的情况看，其总体上偏重于具体技术和实务方面，民主监督方面涉及得很少。如果参政党不尽快提高民主监督的能力，那么就不能胜任2l世纪参政党的职责，就会辜负人民的期望，甚至会有被时代所淘汰的危险。因此，参政议政不能仅仅停留在提个好建议的层面上，应该努力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找到新的切人点，努力在民主监督方面有所创新，争取尽快跃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2002．